（2）数据控制者担保模式，即在数据控制者自身能确保个人数据安全时允许数据出境。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31条规定了违规出境者的法律责任。即便个人单独同意，个人信息出境也要通过安全评估。

这在中国法上首次确立了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制度。但这并非唯一渠道，此外至少还有物理载体出境、国际合作出境两条通道。[xiii]（3）数据主体同意模式，即在取得数据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允许个人数据出境。据此，国家机关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原则上应告知当事人，告知内容按照第39条包括境外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处理目的与方式、行权程序等。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前，相关国家标准使用的术语为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ecurity impact assessment）。[xxxv] 当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国家机关向境外提供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必须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应取得同意，个人明确拒绝数据出境的，国家机关不得向境外提供。随着时间推移，理解也更深了。

人的生命有限，有时错过了就错过了，意味着一代或几代人，还很可能殃及子孙，无法享受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重大、实在的物质和精神收益。工农联盟因此对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极为重要。如果当时就开放，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农机工业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夭折。这个变革一直持续至今，只不过今天我们更习惯用一个涵盖更宽的概念，现代化。

基于各地农机制造的发展，1966年2月和3月间，毛主席审阅湖北省相关报告后，批示建议：更多调动地方积极性，各省市区自力更生计划，试点后，逐步扩大，争取用15年时间，到1980年前后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尽管后来对1950年代的这段历史有过不少反思，但查看历史材料，会发现这一决策同样有诸多具体、细致、务实且意义深远的考量，并不像有人批评的那样主要或更多基于一大二公的意识形态。

如，重要考量之一是，在当时农耕中国的国家财力极为局促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比小家庭稍大的村落风险共同体，避免土地制度改革后不久，农民因灾病破产，出现新的农村贫富分化。但究竟以何种形式来实现这一层面的民主，则是个重要但在当时中国是无解的难题。虽记得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情不自禁，还是认为月亮是外国的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一心当好各类买办或倒爷。几年后，参军服役，我开始读毛主席的其他著作。

但在以水稻生产为主的中国南方，除长江、珠江流域以及几个较大湖泊地区有大片水田外，其他河网湖泊或山地丘陵地区，每块耕地面积很小，甚至小于1亩，零碎、分散、形状不规则，坡陡路窄，不利于大中型拖拉机出入耕作。除农业生产外，他们开始有余力从事各种副业，创办社队/乡镇企业。我以正走向谢幕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历程来例证以上分析。如果用阶级划分，他们也许都应当属于工人阶级。

再次，当时中国主要出口物资也全是农产品，换回外汇后，再进口各种工业设备。他们一般都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生活困苦……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

他设想以100~200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者来解决后者的生活困难。这不仅是革命、变革时代的法治逻辑，更是大国复兴、宪制重构、法治再造的必须。

就这，我能理解，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在他之前，有了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一个启动改革的年代，打破原信条的最快手段就是造一个新信条。一年到头，除了除夕，从无例外。因为，科学的背后是另一个知识体系和世界观，不仅明显有别于根植于农耕中国的儒家文化，那是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基础，注定引发商业、贸易及其集中地市，有别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军事重镇，城或卫。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还有，原先的拖拉机，即便手扶，其设计也更多针对了集体农业的耕作，个体使用闲置太多，尤其在南方丘陵水田耕作。与众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很不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努力，不是从农业科技和农机制造切入，而是与从苏联引进农机制造项目的同时，就开始搞合作化，改造中国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

1963年中国再从日本引进几十种手扶拖拉机，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试验分析。日益增多的中国人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重新获得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有一天，回顾近代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我突然明白了。必须理解历史中国，理解了近代中国面对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理解在此变局的夹缝中，中国能有什么选项，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的宪制和法治首先必须是创造的和实践的。

其中，工业现代化几乎一直占据了首位。这一点对于理解和评判此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非常重要。民主，就启发民智，关注民生，鼓励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而言，意义当然重大。这意味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历史进程已经谢幕，涵盖更广、意涵更丰富的农村农业现代化已成为当代中国三农议题的核心概念。

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同样会沦为难民和流民。鉴于这一时期农耕对拖拉机需求降低，耕作成本增加，跑运输更挣钱——农村拖拉机因此脱离了农耕。

又有一批清廷官员，包括李鸿章本人，推动了洋务运动。诸如此类，传统意义上，他们似乎都应被归为资产者，因为他们的日常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各种财产性收入。

并非追求闭关锁国，而是必须有中国农村这个广大潜在市场做后盾，才更有可能逐步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形成中国的科技队伍，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最后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当初，这一理论只能主要或更多基于欧洲历史上各地或各国的经验，也明显受19世纪的生物、社会进化论影响，很容易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会是普遍、持续且统一的历史进步。

进而，这也就限定了这里的农业机械化，侧重拖拉机和与之配套的耕地、播种、收割等功能作业机，尽管种植业的机械化还涉及加工、排灌、运输等方面。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对农业会要求更多。从2004年起至2021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有关三农，其中有13份提及了农业机械化。同样受制于传统农耕文明，中国的地主阶级总体上同样不可能走向工业化，除非是其中少数政治文化精英。

这何止是联盟? 脱胎换骨，这完美实践了30年前的一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小麦跨区机收接着又带动了小麦跨区机耕、机播，带动了江苏、安徽等水稻种植大省。

同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农业机械化推进法》。若不是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就开始努力，最终解散了蒙奸博英达赉（赖）（赵福海）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真不知千里转进后，蒋公会如何继续他的地图开疆。

但从工业化开始，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行当，也创造了新的工人/工作者，不再全拼体力了。事实上，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不仅必须开发，甚至也只可能首先开发并借助，中国农村这个潜在市场。